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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厂家浅谈中国雕塑文化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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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厂家浅谈中国雕塑文化的发展史。

发布日期:2018-10-10 作者: 点击:

  雕塑厂家浅谈中国雕塑文化的发展史。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灿若星河,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独特韵味的雕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以动物现象为主题造型

  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站立的鸮 鸟圆目大睁,坚实有力,外表装饰有其它动物纹样的装饰;再如湖南 醴陵出土的象尊,在基本写实的基础上又有夸张变形的因素,铸造技术精细。

  ②青铜器的雕塑

  青铜器的雕塑为以下几种:表面装饰有浮雕、圆雕、透雕等形式。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体态巨大,四角各铸一卷角羊头,造型端庄;如河北平山中山国都遗址出土的人物座三连灯,以人物造型为灯具的主体结构,神态自然。

  ③是相对独立的青铜造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站立人物像是有代表性的一个,高172厘米,加上基座高达262厘米,面部形象简洁,整体感较强,整个外形上有比较精致的装饰。再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玩鸟顽童雕像,其面部表情生动,非常写实。这些青铜器虽在性质上仍属工艺品(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属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构成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观点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

  ④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

  另外,在这个时期还有用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雕塑作品。这类雕塑的目的在于祭祀、日常生活用品、服饰等方面。其中以玉雕突出。商周墓中经常会有玉雕的佩饰品,有玉鳖、玉虎、玉人等等,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特征。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纹,头上钻孔,以利穿绳佩带。再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玉雕鹿形,姿态可爱,尽管体形很小,但其刻画却十分传神。

  ⑤历代典型雕塑文化

  原始时期雕塑文化—陶制品 。中国原始时期雕塑文化形态是陶制品。中国原始时期的雕塑艺术,大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以上。雕塑可以从原始社会的石器和陶器算起,造型多样的陶器,为中国雕塑的多向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原始雕塑的形态是陶制品,它与其实用价值密不可分,从工艺手段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以动物外形为器皿,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质鹰鼎,高36厘米,以鹰身为鼎体、以二足为三个支点,器形饱满,为此类雕塑与器皿完美结合的代表作品之一。

  二是装饰部分的雕塑,它们有的以配件的形式出现,如盖钮、把手等;有的以表面浮雕等形式出现。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等等。甘肃大地湾出土的陶瓶人头像,可谓中国早期人物雕塑的开端,作者巧妙地将陶瓶的口部塑成一个人头像,制作细腻,形象生动。

  三是小型动物或人物捏塑,这种小雕塑都是古代工匠不假任何工具而信手捏制的,形体小巧,带有浓厚的人情味。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可能是我国江南地区古老的雕塑作品,距今有七千年了。尽管作品只有6.3厘米大,

  商、周时期雕塑文化—青铜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现象。与原始陶塑的性质一样,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雕塑,是用于祭祀、生活、乐器、兵器、工具等方面的实用器物。这些大量的青铜器为奴隶主所占有,也是某种统治、权威、财富的象征。

  春秋晚期雕塑文化—殉葬陶俑。的墓葬已大量使用陶俑替代人殉葬。山东林淄的出土陶佣只有10厘米左右,外表加施彩绘。此外,在湖南、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中,还发现有木雕人俑,形体概括、简练,注重体快的整体效果。这一类殉葬品都为“明器”,有些在制作上比较粗糙。

  春秋、战国雕塑文化—建筑装饰。建筑中使用的配件或装饰,这一类作品常见的是瓦当,一般都有各种纹样的浮雕,以动物、云气、几何纹为主要内容。随着手工业的发达起来,专门对铜、玉、石、古、木进行加工的行业明显比以前分工更细,并有专门管理“百工”的人员和机构。

  秦代雕塑文化—兵马俑。秦代在雕塑方面有重大发展,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型陶兵马俑和铜车马。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建立秦王朝,雕塑题材更加贴近生活,从功能上看,也逐步走向独立。秦代承袭了春秋战国的朴实,作品趋于写实。秦汉时期的总体雕塑风格比较恢宏,强调力度和气势。

  秦代只占据着短短的十五年,但只一个兵马俑的出现,就足以改变中国雕塑史。它出土于1974-1976年,主要以兵俑和马俑居多。体态与真人等大,数量众多,神态各异;自是有立、有跪,有驭手、射手;由军官、士兵之分。马俑形象写实,身材矫健,可见当时雕塑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对塑造技术支精通。这些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都是用陶土烧制而成,不论是造型、塑造、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是一件庞大的工程。一般采用模制加手工塑型的技术,分段成型,整体焙烧。其陶泥制的细腻、烧成火焰均匀、过程当中变形较小,烧成后外表用颜料彩饰。作品注重面部形象刻画。从人物结构上看,比例合适,动态自然。秦俑的单件作品都有很强的动作个性,有的手持利剑,有的伫立凝视,有的坚定刚毅。但整体上不在乎细节变化,不是完全照搬现实,在躯方头圆上有强烈的体块对比、疏密变化、动静之别。

  汉代雕塑文化—石雕群艺术。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魄力的一个时期,自秦朝统一中国,一直在盛衰变化中持续了四百余年。汉风气势,可以从现存的雕塑清楚的看到。

  石雕群艺术。如西汉霍去病墓,至今还存有一批杰出的石雕艺术作品,它们是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高190厘米,作者用隐喻的手法,借战马的形象来体现霍去病的威猛和战功卓著,充分体现出纪念性雕塑的概括性。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四肢之间没留空间,增强了体、量的沉重感。霍去病墓石雕群中完整的有十二三件,其体积之大,风格之独特,在中外雕塑史上都是罕见的。

  陶俑彩绘艺术。西汉也有大量的陶俑陪葬。陕西杨家湾就出土了数千件彩绘陶俑,有人有马,阵容整齐。但这些陶俑体积较小,大都在50-60厘米高。这些陶俑的做工也远不如秦俑,大部分比较模糊、型相类同。“汉承秦制”,汉代的明器雕塑在题材上更为广泛,为了使死者能在阴间依然享用生前的生活环境,开始大量出现陶制的粮仓、猪圈、锅灶、房屋以及鸡、鸭、狗、猪等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事物。

  工艺雕塑艺术。西汉的工艺装饰性十分发达,其一为铜镜装饰。这一时期除了与前代大体相同的云雷纹、蟠龙纹以外,比较流行使用吉祥语,如“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乳钉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乳钉之间有人物、鸟兽等等。其二,西汉的金银嵌镶工艺也比较发达。是在铜制器物上嵌镶金、因、松石等不同材质的装饰,在填以黑漆,曰“错金银”。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错金银”博山炉,虽微熏香用的实用品,但其炉盖雕制成层次重叠的造型,这在汉代也十分盛行。

  玉雕刻制艺术。西汉的玉雕也是不可忽视的小型雕刻艺术之一。常见的有带钩、印牛、头饰、玉佩等等,以随葬品玉蝉、玉猪等。这些小型玉雕小中见大、选材精良、造型完整。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文化—砖雕艺术。这一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全面发展。佛教的盛行促使佛像艺术蓬勃发展,改变了中国雕塑史的面貌,人物雕塑更加成熟;以墓葬为目的的雕塑也从另一条道路走向繁荣。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国时期的雕塑实物,多为墓葬明器。如安徽毫县一带的曹魏宗室墓葬,就有珍贵的砖雕艺术,其造型简洁明快,刀法熟练,显示出雕刻艺人的才华。

  隋代雕塑文化—石窟造像。隋代佛教为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大力恢复被北周武帝毁坏的佛寺和雕像。炀帝继位后,造像之风更盛。隋代的雕塑艺术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石窟造像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济南玉函山石窟等处。其造型上的主要特点是,普遍较前代更为健硕,体态丰满。但比例上失衡,一些作品明显的在结构和比例上不够合理,如莫高窟的427库的隋代菩萨像,头颅显大。

  唐代雕塑文化—佛教造像 。唐代的雕塑艺术,与前代的形式几乎相同,主要体现于宗教造像、陵墓随葬。在材料运用上除石雕、木雕、陶瓷外,还大量使用夹苎、铸铜等工艺材料。

  唐代的佛教造像数量非常之大,主要还是体现在石窟、摩崖石刻方卖弄。现存的遗迹多集中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天龙山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山东云门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乐山摩崖石刻、云南剑川石窟等等。

  敦煌石窟。其中规模大、艺术特点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

  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

  宋代雕塑文化—佛教雕塑。宋代雕塑在样式、手法上虽然有新的发展、创造,但失去了前朝同类作品雄健伟岸的气概。另外,以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特征的俑,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在同时期整个雕塑艺术中所占的地位,都远不及前朝那样重要。

  赏玩雕塑艺术。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低下,此类造型艺术不断走向衰退。值得庆幸的是,各种供人赏玩的小型雕塑作品越来越多,成为宋代雕塑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现代的彩塑,包括无锡泥人在内的小型泥塑和石、牙等近于工艺性的雕刻,溯其本源,多是自城市手工艺快速发展的宋代肇始的。宋代在陵墓石雕、砖雕和佛教石窟雕像方面,都真实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特征和艺术水平。

  浮雕山水艺术。中国传统社会一切艺术的发展,都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和统治的需要。赵匡胤在宋代开国之初,便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大力发展城市商业、手工业等。由于城市商业的繁荣,促使社会意识更倾向于现实化,此时雕塑艺术的功用变得更加宽泛和世俗,不仅用于宗教、陵墓、冥器,还广泛应用到百姓的日常家居、生活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

  陵墓雕塑艺术。“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的形式,几乎完全仿照唐代乾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仝相卿说,“不过其尺度和规模不及前朝,并且风格也开始有所变化。”在巩义的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太祖永昌陵,其雕像群中的大象是前朝所没有的;北宋中期宋仁宗永昭陵中的人物则雕刻得比较修长,文臣武将比较纤弱。这些陵墓雕塑,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朝,有明显的写实风格,比较注重局部、细节的刻画。“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巩义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宋陵雕塑的特征,同时也表明了雕塑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宋代国力和工匠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艺术创作,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创作时间紧迫。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完成所有的工作,且技艺和审美标准不尽相同,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较大,导致了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一。仝相卿介绍说,由于宋代的墓葬雕塑受薄葬风俗的影响,在制作上处于低潮。“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仝相卿说,“因此,尽管近些年也出土了一些宋代冥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这也是考古界普遍认可‘宋代无俑’说法的一个原因。”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宋代的墓俑虽少,但作为墓室装饰的砖雕艺术却有突出成就。值得称道的是半立体半平面(半雕半画相配合)作品。出土的文物中,墓中砖雕大多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义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正在做饭的人物。至于墓室中的装饰以及格扇、棂花,类似于明、清两代的细木雕工,这与宋代手工技艺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宋代雕工的巧智。

  佛教石窟艺术。除了陵墓雕塑,宗教雕塑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由于佛教信仰到宋代已进入衰退期,因此在已往的认识中,宋代的被认为是极少的。然而,在陕北却发现了众多北宋石窟群,尤其是大量出现的罗汉像,给宋代佛教雕塑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宋代的罗汉像多以十六尊、十八尊以至五百尊为组群,其中不仅长幼有别,人物面貌、性格不同,而且姿态、形神也迥然各异,出色地体现了宋代艺术世俗化、人性化的特点。如陕西石佛寺虽仅有一处主要窟室,但内容却极其丰富。这些极富现实意义、令人感到亲切的罗汉雕像,显示出宋代雕塑艺术有着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使宋代佛教雕塑在继北朝、隋唐以后又一次闪耀光彩。

  “从总体上看,北宋初期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活动相对沉寂,而在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比较活跃,这与五代十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仝相卿说。另外,北宋时期不断受到外族侵扰,官员、百姓得不到片刻安宁,所以没有心思进行像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宋代雕塑在西北方的敦煌、龙门等石窟中很少见,但在四川大足石刻中十分常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仝相卿说。

  四川大足石刻是雕工利用自然山体顺着崖壁雕凿而成的,工程浩大,内容复杂。其中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刻画细致。与之相邻的《地狱变相》逼真地表现出受刑者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场景。这些雕塑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几十年,布局完整,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

  受艺术创作背景的影响,宗教雕塑于宋代走向世俗化,罗汉像就是佛教造像走向世俗化的典型形式。其在唐代只是以群雕中的陪衬形象出现,到了宋代,大量塑造罗汉像的寺庙已遍布全国。如浙江杭州的飞来峰就有比较集中的宋代佛教造像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很高。“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多,这些材料的耐久性较差,所以保存至今的极少。”仝相卿总结说。

  元代雕塑文化—佛道雕塑。元代的雕塑艺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蒙古族统治者很重视手工业,雕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蒙古族统治者早在建立元朝之前,便先后仿照汉族建筑样式,营建上都及大都两个都城。两都的各种宫殿坛庙建筑组群都有石雕、木雕和琉璃制品。而分布各地的寺庙塑像、石窟造像等亦展示了元代雕塑艺术的概貌。在这种背景下,元代的雕塑出现了短期的兴旺,现存的一些作品在整个雕塑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雕塑当时正走下坡路,这一短暂的“中兴”实属难得。但由于游牧部族的文化中的落后因素,相应地也在一些方面阻碍着社会经济生产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陵墓雕塑艺术。元代是一个好大喜功、只顾大肆扩张却不重建设的封建帝国,其帝国的皇帝陵墓也一改前代的仪卫形式,所以在此方面乏善可陈。

  由于丧葬习俗的不同,元代统治者死后,都被运回原籍治丧,没有发现当时的陵墓雕刻。居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无用俑随葬的习俗,元代典章中亦没有俑葬制度的规定;其次,宋代以来流行以焚烧纸扎人马代替用俑殉葬的风气,至元代更为广泛流行;此外,受释迦牟尼火葬之说的影响,也促进了纸扎人马取代不能随尸体焚化的陶俑的广泛应用。故在元代只有少数汉族(个别为契丹族)官僚还沿袭俑葬旧习。出土陶俑较多的有陕西西安南郊段继荣夫妇合葬墓等。上述元俑大都具有浓厚的写实风,无论男女文武,面目服饰均呈蒙古族特征,神情喜悦开朗,异常劲健而富有朝气,但容貌多有雷同,姿态一般都比较僵直,罕见刻画较有深度的作品。

  元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镶嵌于仿木结构砖室墓壁的杂剧、散乐以及民间社火节目的雕砖(有的是模印)人物。此种杂剧、散乐雕砖,在中原一带,始于北宋,盛行于金,元代仍颇流行。

  佛教和道教雕塑艺术。由于元朝统治者崇信通行于西藏(当时的吐蕃)的喇嘛教(佛教中的一派)。因此,元代的喇嘛教造像颇为盛行。同时,道教在元代也很兴盛,道教造像也多有遗留,甚至元代还有属于道教的石窟。《元代画塑记》中曾把佛、道造像和金刚、神鬼、罗汉、圣僧像列于画工十三科之先(见《经世大典》),也足以说明元代对于佛、道雕塑造像都是十分重视的。

  佛教雕塑。元代的统治者是一些游牧民族的集合体,文化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阻碍。但元代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手工艺,这里也包括雕塑工艺。关于佛教造像,据《元史》记载,元代曾设立“梵像提举司”,并在“匠作院”中分设石、玉、木、瓦等局,专司雕塑之作。

  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于是藏传佛教的造像——梵式造像开始兴起。在通晓梵像规格样式的雕塑匠师指导影响下,在两都和全国各地兴造起来。造像除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五方佛、千手千眼大悲菩萨、天王等过去习见的佛教显宗、密宗造像外,又有一些陌生的形形色色的神像。曾见于史籍记载的喇嘛教样式的寺宇造像,均早已毁灭或不知下落,但元代佛教造像实物,尚有不少遗存。如北京西郊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的铸铜佛涅磐像,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三世佛、文殊、普贤菩萨塑像,山西襄汾普净寺的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普贤二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十八罗汉等塑像(多为元代作品),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8、95等窟的塑像,浙江杭州飞来峰的摩崖龛像,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铜、瓷菩萨、罗汉像,以及散存于各地的元代佛教造像,都展现出元代佛教雕塑风格面貌的丰富性和多方面艺术成就。从上述元代佛教雕塑遗物可以看到,喇嘛教雕塑样式虽广泛流行,但汉式佛教造像还是占大多数。一些即使以喇嘛教特色著称的雕塑作品,也很少是地道的喇嘛教雕塑样式,而是经过内地雕塑匠师的再创造,不同程度地与汉式佛教雕塑相融合,使内地广大群众感到比较亲切,易于接受。

  道教雕塑。中国的石窟雕塑艺术少有道教题材,道教不重偶像塑造,认为“大道无形”,后来的造像活动是受佛教的影响。元朝道教是仅次于喇嘛教的另一大宗教,也甚得统治者的尊崇。仅在当时的上都、大都,按照皇帝、皇后的旨意便修建了许多道教宫观,其中道像多是著名雕塑家阿尼哥、刘元等所塑。现存元代道教雕塑不多,所知有太原龙山石窟(造于元朝统一以前的1234~1239年间),山西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等塑像等。

  工艺美术雕刻和民间小品雕塑艺术。元代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建筑工程,名“匠作院”,从原材料采办,到泥、瓦、木等工艺制作,还设有玉局、石局,专门从事雕刻装饰,供皇室奢侈豪华生活之所需。在雕漆、玉雕、石雕、瓷雕以及瓷器的雕塑装饰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

  雕漆工艺,发展到元代已成为漆器工艺中成就高的一种。元晚期时,出现了两位雕漆历史上的非凡巨匠——张成与杨茂。《嘉兴府志》载:“张成、杨茂,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剔红得名”。张成作品髹漆深厚,大刀阔斧加深峻敦实遒豪,而又圆融润泽,深沉静穆。杨茂作品则用漆不厚,刀口亦不甚深,而在所造形象上复以阴线刻画,风格以淡雅清新、精细蕴藉取胜。二人之作代表了雕漆艺术史上的高水平,是这一领域中的无上珍品。张成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桅子纹剔红圆盘;故宫博物院藏可能亦属其作的云纹剔犀圆盘。杨茂作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观瀑图剔红八方盘;花卉纹剔红渣斗;疑似其作的水仙纹剔红圆盘。

  另一方面是民间作坊或个体专业、业余艺人所制作的,适应士大夫文人欣赏的案头摆设、文房用品,也有作为儿童玩物的小雕塑。使用的材料既有贵重的金、银、玉、玛瑙,也有普通的铜、陶、瓷、竹、木、石、泥等。题材与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代表着一部分雕塑艺术脱离宗教礼拜偶像性质而转向世俗的以审美为主的发展趋势。

  元代雕塑家和民间匠师。元代雕塑家之被载入“正史”者有阿尼哥、刘元;隶属于元朝政府有关机构的雕塑匠师的姓名,则见于《元代画塑记》;其他活动于各地的民间雕塑能手,则偶然见于地方志或金石著录等书。元代在建筑工程中,动用了数不清的能工巧匠,也涌现出众多的雕塑名手,如有记载可考的杨琼、段天佑、邱士享、李合宁等。

  明清雕塑文化—皇家仪卫艺术。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明清雕塑作品各种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两朝跨越了600多年的时间,国家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因而用于陵墓、寺庙、道观建设的雕塑需求很多,现有大量的实物存世。明清两代雕塑虽仍沿着古代传统发展,但作品大多面貌单一,式样多模仿前人或用固定模式,缺乏创造性和内在生命力。雕塑创作不复有汉唐时期的雄伟气势,而呈现衰微之势。

  皇家的仪卫性大型雕塑缺乏创造,逐渐走向定型。其中的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但大多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宗教雕塑在缺少内在信仰的状态下,显现出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程式化倾向,以平庸水平者占据大多数。儒、释、道三教建筑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扩大了施工规模,所供奉的偶像也更加复杂化。自宋代,建筑上的装饰逐渐出现了较多的彩绘,元代的建筑构件装饰以木雕或砖雕为多,而这些方法在明清两代达到高峰。但是与此同时,石窟艺术却走向衰退和凋谢。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活跃,世俗性的案头小件雕塑和附着于民居建筑、家具器物上的装饰雕刻往往不受陈规限制,面貌各异,有着突出的成就,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亮点。就总体艺术风格而言,明清时期的宗教雕塑作品多趋于程式化,世俗雕塑多趋于装饰化和工艺化。

  建筑雕刻艺术。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明清宫廷建筑雕刻,多以龙凤为主题。天安门前明代的华表,以多种雕刻手法雕造,华表柱身缠以浮雕龙纹,柱头横贯透雕云朵,顶端为莲瓣石盘上的圆雕"坐吼",下面围以龙纹栏板和饰有狮子的望柱,整个石华表浑厚挺拔。御花园钦安殿的龙凤纹御路石、踏垛石以及栏板也都是明代工匠的作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三台玉阶雕刻装饰华丽,特别是保和殿后巨大的九龙戏珠御路石是清代宫廷建筑雕刻中的代表作品。琉璃雕塑作为明清建筑装饰被广为采用。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代王朱桂(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琉璃九龙壁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建于北海的双面起突的九龙壁以及故宫皇极门前的九龙壁,都以龙的变化多姿、色彩的绚丽而著称于世。山西洪洞县明代的飞虹塔(通高47.31米),塔身内部用青砖砌成,外部以五彩琉璃砖瓦包砌,各层塔身均有丰富的琉璃佛像、菩萨、金刚力士、塔龛、蟠龙、鸟兽以及各种动植物图案花纹,整个塔身色彩斑斓,保存完整。大型圆雕如北京天安门前的石狮、故宫太和门前的铜狮(明或清初造)、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及文庙门前洪武(1368~1398)年间的铁狮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陵墓雕刻艺术。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明孝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南麓十三陵、位于安徽凤阳的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格庄西的清西陵、位于辽宁省新宾县的永陵、位于沈阳的福陵和昭陵等陵墓,地面上都有大量的雕刻。陵前的神道两侧多设有左右相对的人物、动物雕刻行列。明十三陵共用一条神道,长1200米,两侧有明宣德十年(1435)完工的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武官、文官、勋臣等18对,皆用巨大的整石雕成,风格写实,尚简朴,不追求华丽。清孝陵神道两侧石雕共18对,是清帝诸陵中规模大、数量多者,其他帝陵,多数也有数量不等的雕刻行列。清孝陵神道南端的六柱五间十一楼的石牌坊,气势颇为雄伟,柱础上浮雕云龙及瑞兽皆庄严华丽。河北明代墓俑清陵停放棺椁的地宫内也有不少雕刻。清裕陵地宫雕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地宫全部采用石结构拱券式,4道门的8扇石门上,每扇均雕有一身高1.5米,姿态各异的立式菩萨像,线条清晰流畅。第一道石门内门洞两壁雕刻与真人等身的四大天王坐像,手中各持法器,威武、雄壮,明堂券之券顶刻五方佛,穿堂券内两壁刻五欲供,券顶雕24身佛像,容貌端庄。地宫主体的金券顶部雕刻三大朵佛花,花蕊由梵文和佛像组成,周边有花瓣24个,东西壁上各刻一尊佛像和八宝图案。地宫四壁墙上还满刻字体端正的藏文和梵文经咒3万余字。地宫建筑与雕刻极为统一。

  根据明朝规制,凡死后封王者,墓前应有神道碑、文臣、武将、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刻。现存南京近郊的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等墓前尚有石刻,与明史记载相同。佛教雕塑艺术。

  佛教雕塑除继承唐宋以来造像风格而有所变化者外,一部分作品则融合了西藏喇嘛教雕塑样式,还有一些则完全是喇嘛雕塑样式。其中尤以清朝官府主持修建的寺庙里的佛、菩萨、明王等形象为显著。小型鎏金铜佛、菩萨像几乎全是□嘛教造像样式。清代编纂的《造像量度经》便是以□嘛教造像为标准的。明清佛教雕塑有不少生动而有特色的创造,如北京大慧寺的二十八诸天塑像(正德八年,1513),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的千手千眼观音等3身菩萨像(1383~1391), 陕西省蓝田县水陆庵塑壁(1563~1567),山西省平遥县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等。这时期盛行在寺庙中塑罗汉像、建罗汉堂,或塑十八罗汉,或塑五百罗汉,虽然它们仍是宗教礼拜的偶像,但工匠多凭自己的生活感受,发挥艺术想像进行创造,因此,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寺、陕西蓝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云南昆明筇竹寺及湖北武汉归元寺等寺庙罗汉像,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有不少公式化、定型化的倾向,如北京香山碧云寺、河北承德罗汉堂及苏州戒幢律寺等处的罗汉像。

  道教雕塑艺术。明清道教雕塑保存不多,但山西省太原市晋祠水母楼的侍女塑像(1545)、陕西省三原县城隍庙的侍女塑像(明)、西安市东岳庙的侍臣(清)、湖北省均县武当山的许多铜铸神像(明清)以及北京白云观的若干泥塑神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色。

  曾在古代雕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陶塑、木雕或金属铸造的俑,由于丧葬习俗的变化,逐渐被"纸札"所代替。所以,自五代两宋以后,用俑随葬的现象渐渐稀少,艺术水平也日渐下降,明代已系尾声,清初则偶尔一见。明墓用陶俑、木俑随葬者虽然为数甚少,但每座墓葬用俑的数目却往往很多。如山东邹城明鲁荒王朱檀墓(1389)、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锐□墓(1410)、贵州遵义播州土司杨□墓(1440)、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1557)以及河北阜城廖纪墓和河南陕县王韩墓(1577)等贵族或官僚地主的墓葬,随葬的陶俑、木俑,少者数十,多者数百。据《明史·礼志》载,开国功臣常遇春安葬时,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赐大量木雕的明器──乐工、仪仗、女侍、武士门神等。今所见各墓出土的俑群中也有众多的奴婢、成行的伎乐人、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排列在公堂内外的衙役以及厅、堂、楼、阁、亭、坊建筑模型甚至赌具、刑具等。这些俑在明清雕塑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若干侧面。

  装饰雕塑艺术。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特征并和广大群众在精神上保持较多联系的,是被称作案头摆设的小型装饰雕刻。从制作材料可分为木雕、泥塑、陶瓷塑、砖雕、竹雕、玉石雕、骨角牙雕和果核雕等多种。其中如福建德化窑的瓷塑,广东石湾窑的陶塑,江苏嘉定、南京的刻竹,闽南、粤东的潮州木雕,无锡、苏州、天津的泥塑等,都有出色成就和独特风格。这类小型雕塑品具有朴素大方、明朗健康、单纯简洁而耐持久观赏的特点。从题材内容上看,虽然有些是取材于宗教的,如观音菩萨、罗汉、达摩、寿星、八仙之类,但它是作为群众所熟悉喜爱的带有传奇色彩或具有某种优良品性和神异力量的艺术典型而加以再创造的。更大量的则是取材于当时广为流行的小说、戏曲或者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也有不少是来自群众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的。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仪卫性雕塑艺术。现存明清时代的仪卫性雕塑数量很多,其中不但包括陵墓石刻,还有一些宫殿或坛庙前的仪卫性雕塑。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孝陵殿、府第、庙宇及帝王、勋贵陵墓建筑中占有特定地位和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圆雕,是明清时期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这类仪卫性雕塑在全国各地的依存难以计数,以北京为集中。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加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建筑技术进步,皇帝陵墓的兴建规模空前壮丽。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南京紫金山),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为中心的明十三陵(北京昌平天寿山麓),清东陵(河北遵化马兰峪),清西陵(河北易县梁各庄西)等。

  从这些帝陵中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艺术表达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比如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整体感与细部刻画的协调,造型结构与露天放置的永久性相适应,以及距离和不同角度的艺术效果的考虑等。但是与汉唐时期比较,这些雕刻缺乏生气和力度,有些形象呆板僵直,头颈、躯干四肢有拼凑之感。造型往往在局部精雕细琢,疏忽了大体积感和坚实厚重感,造成软弱和琐碎之流弊。

  明清帝陵的兴建给大型石雕艺术提供了契机,却由于当时典章礼仪的规制,陈陈相因的布置格局,严重的制约了雕刻者的艺术创造性。明代的神道雕塑水平明显高于清代,造型写实,手法简洁,但威严的气势尽失。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和封建制度行将衰亡,陵墓雕刻每况愈下,从而结束了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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